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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57号设施（Facility 57, F57）是一个隶属于新展望工业的集异常收容开发、科学研究和核试验一体的大型军工设施，1957年建立于原远景工业在美国弗罗里达州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废弃设施之上，并在1958年后成为新远景工业唯一的综合设施。其建立由美国政府资助，最初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在太空竞赛中于苏联的对抗。太空竞赛结束后，其与政府的合作一度遇冷，期间设施高层通过一系列手段逐步降低对政府的依赖，且发展跨国业务以期转移风险。最终因1989年事件的契机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世纪末，新展望工业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异常智能领域，因而再度获得政府支持，但随着中枢协调自动操作系统服务（Central Harmonized Autonomous Operation System, CHAOSS）系统的研发，其在经济上彻底与政府脱钩，成为事实上完全独立的异常研究机构。2011年，CHAOSS 系统的建成引发了大规模收容失效事件，但是设施秘而不发，试图独立解决。最终，2021年，失效被披露为难以控制，设施随之宣告永久关停。本文系统回顾了 F57 从诞生到废弃的历史，尤以梳理其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博弈乃至对立为纲。同时，我们也试图对F57研究中的一项重大问题，即“地基层”（原展望工业废弃工厂）在 F57 运行时期的作用做出假说。
概述，及站点的早期发展和空间技术时代 (1957-1975)
Ultima plorato subdita flamma rogo est.
最后，火焰点燃那被哀悼的火堆。
Urbs oritur—quis tunc hoc ulli credere posset?—
一座城市升起——那时谁能想到这样的事？——
——Ovid, Fasti IV, 856–857
如果按照世俗的观念，被人铭记是一种来世的光荣的话，1957年10月4日注定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极为光荣的日子。因为在这天，苏联的 Sputnik I 卫星进入了地球轨道。即使考虑钢铁倡议在帷幕后可能提供的支持，这也依旧是有史以来首个进入外在空间的人类造物。然而，尽管其是对人类科学、创造力和智慧的极尽褒美，考虑到战后世界两个政治力量之间紧张的关系，它依然使大洋彼岸的一群人坐立难安。这也许就是政治实体——作为历史书写中主要的功能单位——的神奇之处，它完全地产生于人类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却能反过来使人产生本不属于他们的情感体验：它体现的是人类通过语言的进化优势获得智慧的同时，必然遭到的副作用和为此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将会在57号设施的诞生、繁荣、动摇和毁灭中频繁看到的主题。
总而言之，苏联太空事业的成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使其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在科技，尤其是帷幕外的异常科技中投入收到的回报。白宫方面迅速与管理局高层展开磋商，以惊人的效率在当月就签署通过了新的《管理局异常许可法案(1957)》。于是，依据法案第11条第1款，代号“比尔·弗列赫顿”的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入股了一个数十年前因核废料泄漏丑闻行将倒闭的异常科技公司“展望工业（Anterskope）”，使其以“新展望工业（Nova Anterskope）”的名字重建，并于当年年底在其位于大沼泽国家公园下的废弃工厂基础上初步建成了一个大型地下设施雏形，即后来所称的“57号设施”（以下简称F57）。
最初建成时，F57 仅仅是老展望工业被掩埋的废弃工厂上的一层地下建筑物，这一废弃工厂始建于1947年，仅仅投入使用数年就因为公司亏损而被废弃。实际上，在其基础上建立的 F57 是“新展望工业”唯一的研究设施。为了设施的保密性考虑，施工是自下向上进行的。施工团队从远离设施数千米的[已编辑]城区外挖出一条通道，对外声称正在建造州际公路要经过的隧道，实际上则用异常动力驱动的轨道将工人从城市的“工地”中送往废弃工厂上方开挖用于容纳设施的空间。由于大部分设施都建立在废弃工厂之上，老展望工业的废弃工厂区域后来也被称作“地基”。1实际上，挖掘工作和设施的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焦急的白宫则在设施几乎还只是半成品的时候就催促设施的工作人员走马上任（我们会在后文详谈）。在一个时期内，这些工作人员大多不得不迁居[已编辑]城区内，每天通勤两个小时去到郊区的工地，再和工人们一起乘坐轨道前往设施。所幸最初的任务大多是一些交接和文书工作，因此这一切尚可忍受。但随着“第一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收容区”）的完善，一些异常实体被移至其beta扇区内收容，工作人员的工作也越发繁重。初代主管 Dr. Arthur W. Luria 在其私人笔记中对此多有微词，他抱怨称自己不得不一周内四次在工位上的行军床里勉强入睡。2
整个设施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阶段——设施中几乎每一寸空间都被高效的隔音砖包裹，这是因为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人员在已竣工的区域中工作时，工人们就在他们上层或与他们邻近的扇区施工。最初的施工方案是由管理局的研究部提出的，但早早地入主了这个毛坯设施后，一届届新展望工业的高层们也为设施的后续建设加上了他们个人的风格。尤其是 Dr. Luria 和他的继任者 Dr. Daniel M. Lederberg。他们都曾供职于老展望工业，因此对于设施的早期建设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一些观点认为他们知道一些关于老展望工业或“地基”的“秘密”，但无论是被第一任“秘书长” Delbrück 描述为“沉默克制”3的 Dr. Lederberg，还是热衷于随手记笔记的 Dr. Luria，都不曾以任何形式留下过任何证据证实存在这样的“秘密”。以 Luria 和 Delbrück 为代表的第一批设施人员于1957年12月24日第一次进入设施。从 Luria 的笔记来看，设施翌日应该正常休了圣诞假期，否则他很可能会在笔记上额外留下一笔。从施工报告推测，在 Luria 等人进入设施时，收容区的alpha扇区已经竣工，但其早期职能是作为办公和研究区域，人员的工位和实验室分散在其中。1958年11月起，开始有异常实体被转移进入设施的 beta 扇区。由于档案的缺失，我们无法确认最初进入设施的异常实体身份，但猜测应该是威胁较低、容易看管的实体。
在建设初期，根据《法案》和协议中的条款，白宫和管理局就共同为F57确定了领导班子的组成。设施的大小事务主要由五位官僚操执牛耳，他们因此常常被站点的其他工作人员称作 “The Five”。设施主管——当然就是主管——主要负责和华盛顿、管理局的对接、主持高层例会和做出重大决策。主管理论上由新展望工业指定，并交由华盛顿和管理局确认从而任命。但是，由于从 Lederberg 以后的历任主管其实都是在高层例会上直接从设施内部提拔，华盛顿和管理局往往难以干涉，只能默认新展望工业指定的人选。当然了，实际上，即使是 Legerberg 的上任，也很大程度上是拜 Luria 的提名和影响所赐。许多研究F57历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1964年1月7日，Dr. Legerberg突然被设施聘用为研究员，一个月后就升任为研究委员，2月22日晋升为研究委员会主席。1964年7月 Luria 宣布退休后，Lederberg 随即被任命为新的主管。还有人指出，在老展望工业供职时，Dr. Lederberg 很早就和 Luria 搭档，包括在他之后接任研究委员会主席的 Dr. Watson 也曾经是 Luria 在老展望的研究助理。4不得不说，尽管貌似行事低调且无拘无束，Luria似乎是一个城府很深的“政治家”，他对F57未来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在他任职期间，设施的“第一区”（即后来经过扩建后所称的“收容区”）基本建成，且多颗卫星的发射也使设施大致完成了其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主要使命。5尽管有人批评他政策太过保守以至于在“首张地球照片”和“首次载人航天”等重要里程碑上落后于苏联，但是毋庸置疑，F57在异常领域的研究很快跻身世界前列，这也为他积累了大量威望。也就是从他开始，设施主管常常被其他人员绰称为“老总（Control）”。
相对不那么激动人心地，设施主管助理不会得到像“老总”那样多的关注。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个头衔的名字迷惑，而误以为其职责仅限于给“老总”端茶送水。事实上，主管助理在设施中的俗称是“头号秘书长（Chief Secretary）”或者“首席（The Chief）”。这是因为主管助理的任命是不经过设施或新展望工业，而由白宫直接指定的。统计显示，历任主管助理中，84%都没有曾在新展望工业内部工作的背景，且即使来自设施内部的助理中，也只有一任不具有曾在政府工作的背景。6实际上，主管助理的主要职责是评估设施的人事和工作决定，并作为政府的耳目，定期向华盛顿汇报——这在设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很长时间里主管助理和主管的权力都处在默契且微妙的平衡中。尽管新展望工业一直盼望着扩大自主权，将设施牢牢攥入手中，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避免产生矛盾，维持着设施的“双头政治”。耐人寻味的是，第一任主管助理 Richard Johann Delbrück曾经和 Luria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两人分别于1929年和1925年入学MIT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的配合和微妙的默契也为后来的继任者立下了传统——直到被八十年代末的灾难打破。
“The Five” 中的另外三位分别是研究开发主管（最初称研究委员会主席）、人力资源主管和站点安保主管。
站点的研究工作最初是由一个人数不固定的学术委员会主持的，其中的成员称“研究委员”，其主席也就是“研究委员会主席”。站点的每一个研究员和课题组，开展科研工作时都要先向委员会立项报备，才能获得相应的拨款。在科研开展中还需要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和答辩。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来自设施的专业人员外，也有来自政府和管理局的技术或行政官僚。这项制度确实堪称严密，但是也遭到了拖累研究开展的批评。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新展望工业悄无声息地收回设施的控制权，委员会也被一点点架空。“研究委员”开始普遍地被设施的其他官僚兼任，直到收缩为委员会主席及其核心“幕僚”的一言堂。也正因此，委员会主席在世纪末开始被戏谑地称为“委员会（The Commitee）”，最后被“研究开发主管”取代，委员会也彻底沦为虚设。
毫无疑问，设施内的人事任命是另一个政府需要宏观控制的要津。所以尽管人力资源主管理论上可以由设施任命，但至少在前二十年里，华盛顿方面的意见在人力资源主管的任命中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存在感。然而，这种存在感在此后骤然下降，我们依然可以从数据中看出：在1989年以前上任的人力资源主管中，既往履历中“具有政府/管理局工作背景”的人员占比达到77%，显著高于站点安保主管（59%）和研究委员会主席（39%）。而1989年后，这个值下降到了51%，反而低于站点安保主管（53%）；如果我们把统计的区间限制在2007年之后，随着设施争取到了经济上的独立，和华盛顿的矛盾几近于公开化，我们会发现这个职位反而会规避履历带有上述特质的人员，比值下降到了19%。实际上，在2007年后的16位人事主管中，除了2020-2021年间频繁更换的3名主管外，其余13位全部是新展望工业内部培养的，不具备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员。7这种下降，反映出人事任免之作为新展望工业与华盛顿角力的主战场，也和主要职责是收容失效控制和站点安全保卫的站点安保主管形成鲜明对比。
有趣的是，站点安保主管曾经在设施内被通称为“司令（Commander）”。于是随着世纪末研究开发主管得到了“Commitee”的诨名，站点中的好事者也许发现，“The Five”中四人都有了一个“C”开头的非正式名称。刻在基因深处对整齐秩序的向往使人员们绞尽脑汁想为人力资源主管也取一个类似的绰号。最初出现的是“议会（Council）”或“议员（Councillor）”，可能指的是其在高层例会上对人事任免的意见举足轻重。但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所以后来很快被取代。如果翻阅本世纪以来的站点人员私人通信或档案，会发现不带冠词的“监察官（Censor）”一词被普遍用来代表人力资源主管。于是五个“C”终于凑齐了，因此在这些文本中，有时 “The Five” 也会被写成 “The Five Cs” 或者 “Cs”——初次接触这一领域的学者也许会对此感到困惑。
我们将设施最初的18年称作空间技术的时代并非随意为之。正如我们前文所述，苏联在航空事业上的捷足先登让白宫大为惶恐，因而寄希望于利用新展望工业的异常科技研究助力其航空科技尽快赶上苏联。这使得“如何运用异常来辅助空间科技”成为这一时期设施的首要任务。但这一首要任务自然是需要全体人员三缄其口的秘辛。因此设施对外以前沿医疗研究的业务为包装，在帷幕内则从事着研发应用导向的异常研究，许多观点认为其甚至在华盛顿的主导下牵涉了多项异常武器化的研究。1964年2月，“第一区”宣告完工。区域被划分为了 alpha 和 beta 两个扇区，研究和行政岗人员都在 alpha 扇区内办公，beta 扇区则留给了站点保卫部门驻扎。异常收容容量和研究机构规模都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站点的第一阶段建设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研究机构的扩张很快超过了研究区所能容纳，高层也很快提出将研究员的工位和实验室分隔开，以扩大实验区域的规模。因此，1966年8月，在此之上的“第二区”也开始破土动工。即1990年代扩建后的所谓“研究区”。
在“第二区”的建设中我们发现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1967年7月，Delbrück 退休。9月，David E. Bodmer 从中央情报局调任，成为新的主管助理。相较于其他站点高层，时年33岁的 Bodmer 尤其年轻，其与异常接触的经验也尤其少。Bodmer 在他的最初几份定期报告中就提到了在第二区施工过程中，Dr. Lederberg 不时地向施工方提出关于改造和“维修”第一区的意见。一些观点认为 Bodmer 可能一开始就对 Lederberg 的这些行动有所猜疑，毕竟一份惜字如金的政府报告中，通常似乎不会如此事无巨细地记录诸如加固地面、增厚墙体之类的琐事。实际上，Bodmer 自己也试图亲身调查 Lederberg 的“维修”意见被如何落实，但最终未果。他的报告文风大多中立克制，但在1969年3月15日的报告中，他谴责了施工方“有意阻挠”他接近第一区beta扇区第37号小室内加装的“通风管道”，而这条“通风管道”又是“在 Dr. Daneil Mercer Lederberg 的直接指令下加装的”。8华盛顿方面似乎对此将信将疑，仅仅在月底召见了Dr. Lederberg，并未做出进一步措施。时任人事主管 Charles D. Healy 也在他的私人信件中称“我告诉过你……新来的秘书长是个毛头小子，似乎有些神经质，当然，这就是华盛顿想要的也说不定……”9如我们前文所述，Lederberg 无疑是 Luria 的嫡系，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他的行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Luria的意志，而他们两人恰好都是设施早期高层中老展望工业孑遗的代表。当然，由于 Luria 和 Lederberg 保密的行事风格，我们如今对此只能捕风捉影地猜测。
根据 Healy 的上述信件，Lederberg 回到设施后立刻单独会见了 Bodmer。会见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后，Bodmer 似乎对 Lederberg 的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仅偶尔用陈述性的语句在报告中提到第一区的修缮事宜。1970年1月，Bodmer 离职，在联邦政府农业部担任了一个闲职，一直到世纪初于任上因病猝死，没有再接触过帷幕后的工作。我们不清楚离职时 Bodmer 有没有接受记忆清除治疗。
Lederberg 时代是设施在空间相关异常领域的研究达到高潮的阶段。另一方面，Apollo 计划的成功也使得美国政府在与苏联的竞争中扳回一城，也许正因此，联邦政府和新展望工业的合作进入了阶段性的蜜月期，Lederberg 也得到了 Luria 不曾拥有的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充足的预算。进而，这也是设施能够扩建的基础。然而相较于第一区，第二区的扩建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1971年7月 Dr. Lederberg 退休也没有完成。接替他的是设施原研究员 Dr. William Dulbecco。从1971年7月美国的月球车 Apollo 15 登月开始，太空竞赛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美苏双方都已经取得成就，但也都已经对竞赛感到疲劳。从这一时期开始，设施的研究重心逐渐从空间科技偏离。
进入七十年代，华盛顿对F57的重视和信任大不同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逐年下跌的政府预算。我们不能将这一时期预算的下跌归结为白宫方面政策的陡然转向，实际上，政府和新展望工业从最初就同床异梦。2021年后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备忘录中，将和异常科技公司合作称作“某种权宜联姻”10。联邦想要异常提供的诸多便利，但又担心利用异常科技会成为舆论污点，致力于控制F57并同时与其保持能够迅速切割的距离。在1971年以前，设施的扩建、预算上调和自主权扩张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华盛顿应对太空竞赛焦急的情绪、Luria 和Lederberg 长袖善舞的手段、设施本身卓著的成果产出等等。但当合作的基础，苏联在太空事业中的威胁，已成为过去式，政府和新展望工业的关系自然更加貌合神离。除了预算的削减，这还表现在设施的人事任命上。从 Dulbecco 开始，设施四年时间里接连换了五任“老总”。且 Dulbecco 于1973年1月调任后，设施主管的岗位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位非技术官僚 Charles Healy。他也是设施六十余年历史中极少见的从人事主管的位置上升任的“老总”。他的继任者，Sinsheimer，只任职了2个月就被调往一个管理局直属的设施。这几年间，没有哪一任“老总”可以像 “L & L” 那样在设施内留下如此深的根基。
1975年7月17日，正如1957年的10月4日那样值得铭记，由美苏联合执行的载人航天任务完成，苏联的 Soyuz 19 号飞船在7.5小时的巡航后与美国的 Apollo 号飞船实现对接。这座跨越政治实体的科学丰碑也彻底解开了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共同的心结，被冷战史家称为“太空竞赛”的时代以这次标志性的事件正式结束。而戏剧般吊诡的是，F57的第二区在这一年宣告完工的同时，“老总”和“秘书长”两个职位也同时履新，研究员 Dr. Forster J.Venter 升任为新的主管，而 Evelyn C. Collins 同时被任命为新的主管助理。也许我们可以用小说家般的笔调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